端午节,举贤网纵论屈原的人才思想
编者按:
德国著名哲学家雅思贝尔斯在其《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提到所谓“轴心时代”,即公元前800年—公元前200年,该时代圣贤辈出、群星闪耀,是塑造人类精神与世界观的大转折时代。西方有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柏拉图等,东方有释迦牟利、老子、孔子等;他们共同开启了人类的智慧之门,奠定了人类文明的基础,其思想高度时至今日也很难被超越。而屈原正是这个时代里异常璀璨的一颗巨星,其智慧的光芒照耀至今。端午节是中国汉族人民纪念屈原的传统节日,并被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梁启超在他的著作《要籍题解及其读法》中对屈原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作了这样的评价:“吾以为凡为中国人者,须荼有欣赏《楚辞》之能力,乃为不虚生此国。”,由此可见屈原文学地位之高。但重要的是,除了其文学地位之外,屈原思想的精神内涵亦如瀚海般深厚、不容轻视。李泽厚教授提出“屈骚”与“孔儒”有大致相当的思想地位,前者的特征是“化巫入情”,后者则是“释礼归仁”;程广云教授也强烈呼吁:当今时代我们需要重新定位和认识屈原,恢复屈子作为诸子之一子、百家之一家的应有地位,即恢复屈原作为一位伟大思想家的历史本来面目。
屈原的思想涉及各个方面,其中关于人才的认识和见解尤为精妙独到。本人作为“中华屈原文化研究会”的主要发起人,亦作为中国人才研究会理事,藉多年的人才工作实践经验,试图厘清屈原关于人才的系列思想,概括为“十观”。
01 “内美修能”的人才标准观
先天禀赋与后天德能培养并重,内外兼修的人才评价体系
在《离骚》中屈原写道:“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这句以“美人”自比的象征性独白,形象地表达了屈原“内美”与“修能”并重的人才标准观。
首先,“内美”的涵养是屈原非常看重的。在屈原的描述中,“内美”有两层涵义。一层是指先天的美好禀赋。如《离骚》开篇处唱到的“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 、“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这些话自述了屈原出身高贵、生而不同凡响,他与生俱来便传袭了祖上高贵而美好的品质。另一层涵义是指对后天优秀内在素质的培养。屈原在《九章·涉江》中写道:“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表明其从小便悉心培养其“爱美”的品味和素养;又在《离骚》中吟到“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以饮清晨木兰花瓣上的坠露与傍晚吃秋菊之落英来保持高贵洁净的品行;《橘颂》中“苏世独立,横而不流兮;闭心自慎,终不失过兮。”表明屈原始终洁身自好,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情操。内在涵养需要终生修行、长期积累,方可成就其先天和后天都和谐完善的“内美”。
其次,想要成为杰出人才,除了内化于心的“内美”,“修能”也必不可少。屈原坚持“内美”与“修能”并重,特别强调“修能”之不可动摇的意志和其持之以恒的决心。他说:“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 其意为人各有其所好,而我唯独热爱美好德行并常用此约束自己,即使遭遇酷刑,我的身体尚且未曾改变,我的心怎么会因受此威胁而动摇呢。“进不人以离尤兮,退将复修吾初服;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可见屈原后来虽遭遇“被疏”与“见放”,他仍然没有改变修养德能的自我要求。
屈原“内美”与“修能”并重的人才标准观,在他生活的战国后期尤其具有先进性。比屈原早200年的孔子提出:“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这是以所谓的“先天素质”为标准区分人才与非人才的观点,基于这种人才标准观,孔子主张选拔人才先讲其出身。而屈原的人才标准观,不仅根植于“生而知之”这一理论基础,更强调人后天的德性锤炼与能力积养;兼顾先天禀赋与后天德能培育,这样才真正符合人才培养与成长的客观规律。
02“董道不豫”的人才品德观
正直忠贞为核心,节操品性对人才的统帅作用
德为才之帅,才为德之资。屈原非常看重人才的品德,并将品德置于才能之前。《涉江》中讲“余将董道而不豫兮,固将重昏而终身”,意思是要毫不动摇地守住正道,宁可毕生处于黑暗之中。所谓正道,便是正直的品德。屈原本人正是这样终生践行的,他强调人才的品德主要体现在对家国的忠贞和对美好品行的坚守。
屈原认为只有“圣哲而茂行”、既“义”且“善”者,才能“享有下土”。只有具备美好品行的人才能配有治理天下的权力。他认为要像美好的橘树一样,永怀坚贞的家国之情,而不应该随意变更节操,因此他这样说道:“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深固难徒,更壹志兮”!
而屈原对没有道德原则随波逐流的小人则痛心疾首。他一再批判群小、党人贪图名利,他写道“众皆竞进以贪婪兮,凭不猒乎求索”,以此来谈其贪婪而不知羞耻的样态。用“固时俗之工巧兮,偭规矩而改错。背绳墨以追曲兮,竞周容以为度。”谴责唯利是图、不择手段,为了一点利益不惜改变规则混淆、是非曲折等没有原则的行为。
在分析他培养的人才改节易操的原因时,屈原认为:“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也?岂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为什么昔日的那些香草,如今变成了荒蒿野艾,难道还有什么别的理由?是不爱好修炼品德所造成的祸害啊。可见,如果缺乏远大的理想、高尚的情操和坚定的信念,德行不够就必然不能抵挡各种诱惑,必将会为了名利而随波逐流,最终走向腐化堕落的境地。
03“上下求索”的人才作为观
不论顺逆积极进取,上下求索方有作为
当今“人力资源”概念的提出者戴维·尤里奇(Dave Ulrich)教授有个关于人才定义的著名公式,即人才=素质(Competence) X 承诺(Commitment)X 贡献(Contribution)。这个公式形象地说明了一个人如果能力素质过硬,但其不思作为,没有对社会有所贡献的强烈意愿和自我承诺,也是空有其“才”,是不可能对社会做出贡献的,就谈不上成为真正的人才。
从屈原的作品中,我们看到屈原对有所作为的“承诺”是如此强烈,直到现在我们也能从他的诗句中清楚地感受到。他直抒胸臆地:“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表现出来他积极进取的决心,这是他对自己的一生做出的郑重承诺。“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说明他敢为人先的姿态,他渴望引导并帮助祖国人民走上圣贤之路;他满怀抱负,想为国家做一番贡献。从这两句话中可以强烈地感受到屈原渴望“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意志和愿望。
当政治上的“求索”受到阻碍时,他没有选择放弃,而是写出“介眇志之所惑兮,窃赋诗之所明。”等诗句来激励自己坚定的意志。甚至当他遭到放逐,无法在政治上有所作为时,他也写道:“汨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在深处低谷时,虽然苦闷,但伴随着珍惜时间的紧迫感,屈原依旧有极强的有所作为的愿望。
与儒家“安命乐道”的价值观相比,屈原的观点有一个明显的不同,就是不管是“达”是“穷”都要“求索”,都要有所作为。孟子说“故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穷不失义,故士得己焉;达不离道,故民不失望焉。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因此,儒家是强调“达则出”与“穷则隐”。然而屈原的观点则是没有被重用或人生处于困厄境地的时候,也决不安于隐退或消极避世。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明哲保身总是容易,而选择奋不顾身和勇往直前的人却是少之又少。屈原无怨无悔地选择了“逆流而上”与“上下求索”的奋发作为之路,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屈原注定成为不世之才。屈原的作为,在历史上产生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司马迁在《史记·屈原贾十列传》中引用刘安的话评价屈原道:“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绝非过誉之语,屈原当今被评为“世界四大历史文化名人”之一也可谓实至名归。
04 “足于美政”的人才价值观
以“美政” 理想为人生导向,以社会贡献实现人才价值
中国人才学的主要创建人王通讯教授认为人才的定义是“为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进行了创造性劳动,在某一领域、某一行业或某一工作上做出较大贡献的人”。可见,进行创造性劳动是人才的特征,而为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做出较大贡献则体现了人才的价值。屈原的人才价值观集中体现在:辅佐君王在祖国实现“美政”理想,其中包括使人民摆脱种种苦难,使楚国“富强而法立”,消除“路幽昧以险隘”等社会黑暗现象。
面对黑暗的楚王朝,屈原感慨道:“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他可以选择袖手旁观,也可以选择远走他乡,但是看到人民的苦难,屈原坚定选择“愿摇起而横奔兮,览民尤以自镇。”毅然与民共赴国难。他寄希望于最高统治者楚王能够幡然醒悟,不再“反信谗而齌怒”。他强烈规劝君王可以悬崖勒马“羌中道而改路”重回正轨,更希望自己和君王的君臣关系像当年皋陶、伊尹和成汤和夏禹的关系一样。于是他写道:“汤禹严而求合兮,挚咎繇而能调。”以及“帝乃降观,下逢伊挚。何条放致罚,而黎服大说?”、“初汤臣挚,后兹承辅。何卒官汤,尊食宗诸?”、“闻百里之为虏兮,伊尹烹于厄厨。吕望屠于朝歌兮,宁戚歌而饭牛。不逢汤武与桓缪兮,世孰云而知之。”等等。屈原列举了这么多诸君和贤相结为知己与齐心治国的故事,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屈原的忠君思想与渴望被重用的心情,而是借用历史上贤明君主与忠贞能臣同心协力的典故,勾勒出了他心中理想的“美政”。这也是屈原毕生的追求。从人才学的角度来看,屈原的价值观是通过实行其心中的“美政”,来贡献社会,从而实现自我价值,并超越自我价值。
05 “众芳所在”的人才兴邦观
唯有人才强国,唯有人才兴邦
06 “举贤授能”的人才使用观
“唯才是举”,革新人才选拔机制
07 “循绳墨而不颇”的人才甄选观
坚持公平公正,透明人才选拔机制
08 “滋兰芳芷”的人才多样观
包容多元人才生态,协同不同层次人才
09 “树蕙百亩”的人才培育观
规模系统化培养人才,注重人才志节教育
10 “去谗改俗”的人才环境观
净化社会风气,护航人才腾飞
人才由环境造就,环境亦孕育人才。作为个体的人才,是在所处的时代大环境中成长和发挥作用的,因此环境对于人才作为个体十分重要。在尊重人才、重视人才、善于培养、发现和使用人才的大环境下,人才也必然会如鱼得水。这种大环境往往表现为世风,世风是直接影响着社会各个方面的精神现象。屈原对于当时所处的士人阶层人际关系和风气环境非常不满,从而表现出“俗之一改”的强烈愿望,十分清晰地表现了“去谗”与“改俗”并重的人才环境观。
屈原从亲身经历中领悟到“谗人”、“党人”是正直人才发挥作用的重大障碍,谗言、诽谤是正直人才横遭“见疏”、“被放”厄运的祸根。因此他对谗人、党人毫不留情地进行揭露和抨击:“众谗人之嫉妒兮,被以不慈之伪名。”、“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琢谓余以善淫。”、“羌内恕己以量人兮,各兴心而嫉妒。”,这些诗句是在揭露和抨击“谗人”、“党人”出于对正直人才的嫉妒,肆意地进行造谣、诽谤、排挤的黑暗现象。
屈原对周围的“溷浊”风气痛心疾首,在诗作中进行了大量且大胆的鞭挞。如:“世溷浊而嫉贤兮,好蔽美而称恶。”这是直刺妒贤嫉能、抑美扬恶、方正不容的庸俗风气;“变白以为黑兮,倒上以为下。凤皇在笯兮,鸡鹜翔舞。同糅玉石兮,一概而相量。夫惟党人鄙固兮 ,羌不知余之所臧。”这是在抨击是非颠倒、邪曲害公、贤人受压、小人得志的反常风气。因此,屈原强烈地希望“改俗”,并首先寄希望于君王能“悟讨改更”,然后促使楚国“俗之一改”,从而走上公正光明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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